公车改革话古今

    前两天，笔者浏览电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说的是江苏省某一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到辖区内的乡镇下乡调研，乘坐的不是市委机关的公车，而是自己骑着摩托车。骑摩托车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前面冠以“市委书记”的称谓就成了一件新闻。消息出来以后，尽管网上也这样那样的质疑声，但笔者认为，看待事情社会应该少些习惯行的思维，单从公车改革这一角度出发，即便是当事人有作秀的成分因素，当事人的行为至少也是公车改革推开了一扇窗。
　　公车消费是治理“三公”消费里浪费最严重、涉及面最广、治理难度最大的一项改革。其实，在中国，不但是当今现在，从古到今公车改革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公车”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自古以来，“公车”对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来说，既是代步的工具，更是身份和排场的象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王公贵族们都以乘坐“公家”的马车为荣。到了汉代，“两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政府就会给他配备专门的车辆。唐宋时期，官场开始盛行坐轿，不同品级的官员乘坐不同的轿子，称为官轿。其实，也就是一种“公车”。 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官车的数量也水涨船高，公车浪费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数量庞大的交通工具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了政府财政上的严重负担。对此，历代当政者也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来削减公车。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专门规定只允许三品以上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其余官员一律骑马出行。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规定，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满汉大臣一律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但这些制度都是前松后紧，到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究其原因，关键的一条就是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治理公车既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当前问题，更是一个长远问题，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改革真正触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立马改弦易帜，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最具讽刺的例子就是明末改革家张居正的故事。作为万历朝首辅大臣的张居正曾经是堵塞“公车使用”弊政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但他回家奔丧，所坐过的轿子之大，据史料记载，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轿子不仅有里外套间，有厨房厕所，还有随侍人员。如此大轿，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如此看来，如何改革公车浪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公车消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关键要看改革者有没有革自己命的勇气。目前的公车改革之所以让社会大众看到了希望，就是因为党中央、国务院有这个决心和勇气，这将是公务用车制度 “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是彻头彻尾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亮剑。当官员们出行都平民化了，想来，市委书记骑摩托就再也不会成为围观的新闻。